材料一：西周时期，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民族雏形——夏。西周后期，北方民族戎狄内迁，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强大起来，威胁诸夏，夏民族意识高涨，于是改族称为“华夏”，意为“大而华丽”，以区别夷狄的“野蛮”，“夷夏之辨”由此出现。到春秋中晚期，孔子作《春秋》以礼乐文化作为判别夷夏的最高标准。孔子还主张对周边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他的弟子就有来自夷狄地区的子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民族观成为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基本主张。

——摘编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发挥“夷夏之辨”中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19世纪末，维新派考证了“夷夏之辨”的本义，提出诸国平等的观念。梁启超是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于1901年提出：“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确立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

——摘编自耿云志《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等

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自成体系。伴随着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外国来华使团在回国时带走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和药物，甚至延请名医传医授道，效法我国建立了医事制度。郑和七下西洋，随船医生也与所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人民进行交流，用中国的医术治病救人，并带回一些药材，丰富了中医药的内涵。中医还随着个体行医、旅行、商贸等途径对外传播。除了中外的直接交流外，中医药还经由第三国外传，惠及了更多国家的民众，获得了更多国家人民的认可。

——摘编自朱建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西医亦随之传入。西方教会设立医院，招收华人学徒，兴办医学校，发行中文报刊以及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等。西医由于自身的优势，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创办了北洋医学堂，成为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官方西医学校，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专业人才。面对西医西药的传入，名医张锡纯主张把中西医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中西药物并用，产生重大影响。经施今墨、程价三等名医的不断努力，天津中医药界交融互通中西医，创造了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危重病等方面结出了硕果。

——摘编自谢敬《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