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一：公元 11世纪后中国气候的显著变冷，中国的平均气温下降了1℃。……持续的农业开发，北方湖泊不断消亡，黄河泛滥的次数开始不断增多，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北方农业从此一蹶不振。气候变冷对于处于西、北部的游牧民族的打击特剐严重，草地出现了沙化，绿洲也逐渐干涸，于是向南边定居农业民族的袭击与掠夺就成为自然反应。北方广大地区的农民纷纷南迁，并铸就了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主集团的崛起并成为改革的中坚。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所提出的一些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所持有的轻视工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这正是南、北商品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

——摘编自尹伯成等著《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冷对宋以后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

材料二：中国经济在 19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中国社会也出现了“19世纪的危机”。这个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导致这个萧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是19世纪初期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自1816年起，北半球气候剧降，降水增加，江南处于全国市场的中心，遂成为主要受害者。道光十三年夏，大雨从阴历二月开始下，一直下到九月，大雨引起严重水灾，导致水稻绝收；道光二十三年，再遇大灾，松江棉花种植遭受沉重打击，农村棉纺织业濒临破产。民困导致民变，经济衰退引起了社会动荡。

——摘编自李伯重著《“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

2021年10月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1月央视推出《中国考古大会》，致敬中国考古，探寻中华文明。

材料一：中国考古学继承了传统金石学的部分思想和方法。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北宋时期，作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崭新的分支学科一金石学兴起。 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几次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敢于疑古创新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对宋代金石学的产生有开山之功的刘敞、欧阳修等人，就以敢于率先怀疑旧说、创发新义而著称。除此之外，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也为金石学的兴起并迅速发展提供了土壤。

——摘编自刘心明《略论金石学兴起于宋代的原因》

材料二：19世纪末，欧洲近代考古学便已步入成熟期。1921 年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河南仰韶村首次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遗存，进而提出了“仰韶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这次考古首次直接而有效地把近代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全过程都带到了中国，是促成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划时代标志。近代以仰韶、殷墟考古为代表的考古发掘使“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

——摘编自钱耀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及其相关问题》

材料三：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快车道。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1983年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设立考古系。1987年为加强对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国务院决定将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改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可以独立行使职权。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考古科研机构，主动性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成果大量涌现。近年来，中国考古队赴巴基斯坦、埃及、罗马尼亚、洪都拉斯等国开展联合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推动了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互鉴与交流。

一摘编自刘国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时代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