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在中国的大街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共享单车，这种模式受欢迎的秘诀在于价格和便利性。使用者只需先下载一个手机应用软件，然后扫描共享单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随时骑车出行。使用完毕后还是通过应用软件支付租金，每半小时仅需1元人民币。共享单车也无需存入车库，因为下一位使用者可以通过GPS定位系统找到这辆车。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因此共享单车很快成为世界上利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之一。如今在很多欧洲国家，共享单车也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因为这是一种环保而现代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今年是自行车诞生200周年，如今自行车已经适应时代发展，并一往无前地驶向未来。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参考消息网报道）

材料二：

    在平台企业的努力和背后资本的推动下，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暴发式推开。对于这一由私人提供、具有准公共性质、按商业化规则运行的新兴事物，在快速发展中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如有占道经营之嫌、停放秩序如何规范、投放数量是否科学合理等。

    笔者认为，若共享单车能遵规骑行、规范停放，占道经营就不成其为问题；乱停放涉及行为人、物权人和城市政府三方，需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从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来看，共享单车有助于降低资源闲置。建议城市规划和管理适应“自行车回归”趋势，在自行车道和停车位上分配相应空间；践行城市正义理念，归还非机动车路权。区分行为人与物权人的责任，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手段、城市规划和提升公民素质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

（摘编自2017年8月12日新浪财经项安波《共享单车的“公”与“私”》）

材料三：

    共享单车为居民提供了便利，唱响了绿色出行的理念，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而乱停乱放、随意毁坏等现象接踵而来，成了靓丽风景线上一抹不文明的色彩。8月11日上午，蓬江区群众社区党支部、计生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共享单车共享文明”“随手扶”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在辖区小公园、洋边新村等共享单车流量较大的路段，看到不少单车随意停放在慢行道上，或是人行道里的非停车区域。看到这种状况，志愿者们随即将东倒西歪的共享单车扶正，摆放整齐。同时，他们倡导居民群众在使用共享单车出行的同时，要文明使用交通工具，遵守规则，文明停放。过往的行人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志愿活动唤醒广大居民群众的文明意识，共同做文明倡导者和实践者，让共享单车在传播低碳、环保理念的同时，也把文明之风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传播到大家骑行的每一个角落。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江门日报》）

材料四：

    共享单车的发展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骑行速度更快、出行效率更高的共享电动单车，却有点出师不利。即使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共享电动单车的身影，但也很快被有关部门叫停。

    其实从性质和运营模式上来说，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单车并没有什么不同，二者都属于“互联网+”模式下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而且相对于依靠人力踩踏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单车是电力驱动，还具有省时省力的优势。既然如此，为什么它的出现却没有像当初共享单车一样，获得各方的认可，反而频频遭遇质疑，并且可能最终被叫停呢？

    这倒不是政府和公众厚此薄彼，其原因还是在于共享电动单车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共享单车虽然依靠人力驱动，但车体重量轻、骑行速度慢，即便真的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往往比较轻。但是电动单车却不同，车身重、速度快，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容易给车辆驾驶人或他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和损失。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共享电动单车，绝大多数都不符合国家相关的技术标准，无法上牌，所以也就无法取得正式合法的电动单车牌照。

（摘编自2017年8月9日《法制日报》）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们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部署、持续推进。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被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点工作。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二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三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突出解决好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四要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健康科技创新，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扩大健康国际交流合作。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8年10月13日刊文）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亚健康状态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临界状态。虽然仪器不会检测出病症，但人体却会有各种不适感，这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所承受的日益增大的压力，以及普遍拥有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现代社会亚健康群体增多，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等问题日趋泛滥。

    随着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隐患日益严重，一种富有全局性的健康理念——“大健康”应运而生。它倡导人们从透支健康、对抗疾病的方式过渡到呵护健康、预防疾病的新健康模式，树立正确的健康消费观念，接收科学的健康指导，让人们“生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病得晚、提高生命质量、走得安”。“大健康”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追求精神上以及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健康。当今医学界，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传统模式逐渐向多因多病的“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大健康模式转变。大健康模式研究的不是病因，而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其核心是通过个人健康管理，科学地排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素，达到保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摘编自《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材料三：2013—201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

材料四：

    巨大的市场份额和高额的利润导致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从鸿茅药酒到权健事件，暴露出的是整个保健品行业普遍性的问题——不少保健品生产企业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等旗号，制假售假，甚至把产品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诱导消费者上当。一些保健品在销售过程中，与消费者大套近乎、嘘寒问暖，“专家免费会诊”“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套路重重……种种乱象，坑害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

    针对保健品市场乱象，必须加速完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的专项条例及配套实施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加强保健品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要建立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市场流通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明晰相关部门审批、监督和处罚职责，建立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出现问题，要露头就打、一查到底，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取缔违规企业；同时进行警示教育，要让公众客观认识保健品的“疗效”，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正确的消费引导。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一：

    近年来，近百部古装剧涌进荧屏，中国灿烂的历史成为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然而与此成反比的，却是精品剧难见，而华丽空洞的视听垃圾居多。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传承历史文化，传播历史文化，古装剧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但是既然选择了拍摄古装剧，就应该好好研究历史，认真推敲时代，让古装剧能真正把观众带进真实的古代，让观众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丰富历史文化知识。千万不可让现代人穿上古代的服装说现代话、做现代事，这样的“古装剧”就没有“古代模样”，只有“滑稽模样"罢了。

    拍摄古装剧是为了传承古代文化，启迪今日征程，丰富公众精神生活。拍摄古装剧不能背离“古代模样”，只有回归古代“初心”，才能赢得今人“爱心”。

（摘自《尊重历史，传承文化》，作者：张琼）

材料二：

    不论是“戏说”还是“历史正剧”，早年的清宫剧几乎都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从宫廷斗争透视家国命运，更多体现的是对国家命运以及民族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想象，借古鉴今的目的比较明显。而近些年的清宫剧逐渐趋向内在、特別是演变为“后宫女人”的争宠戏后，不仅失去了从前清宫戏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人文情怀，反而以架空历史的方式来讲一些小情小爱、勾心斗角，借此隐射当下职场的那点“小九九”和是是非非，而这也正是当下生活即刻化、碎片化的一种投射。

    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求真务实的制作态度的回归。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故事，既包括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包含了中国历史故事。需要指出的是，优秀古装剧即便不是严谨的历史再现，也需要通过虚构情节之下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底蘊来昭彰历史，抵达一种虚拟外壳下的真实内核，从而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肯定。这中间，见章法、见功力，也见人心。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张凡）

材料三：

    历史剧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应允许必要的虚构和杜撰。司马懿是否“妻管严”、纪晓岚是否真的“铁齿铜牙”、魏璎珞是否跟富察·傅恒有感情，都不妨“戏说”。历史剧的主要价值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历史想象，并经由这一历史想象传递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告诉观众历史运行的规律，或者启迪观众对现实进行思考。比如《大明王朝》《琅琊榜》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传递的历史观之于现实强烈的借鉴意义。

    但时下的历史剧之所以鲜有佳作，归根结底，它们大多摒弃了历史思考，只不过是借助历史剧的外壳拍言情剧，在虚构中凌空高蹈。表面上这是创作技法的问题，实际上是历史观的问题，它折射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不过是一块幕布，宋朝唐朝清朝不过是背景，是主人公卿卿我我、为所欲为的空间，它们并没有什么值得探究或者检视的。这种轻薄的历史观会对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历史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了空洞、轻薄、虚无的存在，他们也将成为“轻飘飘”的一代人，少了历史的负荷，很难迈出坚定有力的步伐。

（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话剧人）

材料四：

    但凡备受好评的古装剧，对古代礼仪的考究都是精益求精。《甄嬛传》中的第一个镜头——太监执鞭三响、群臣上朝的画面，至今令人记忆深刻。这一镜头就是严格按照史实而拍，而非大多清装剧中太监们那句拖长尾音的“上——朝——”。《甄嬛传》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纠偏，包括上朝的时候群臣是在乾清门御门听政，而不是像众多清宫戏里演的在太和殿或乾清宫，太监、侍卫路遇皇帝或妃嫔时须躬身面壁，宫女夜晚侍寝时，只能抱膝和衣而坐随时听候召唤……类似的礼仪都需要事先由礼仪老师教会演员，拍摄时还需现场监控，避免演员因为紧张或者忘记而犯错。

    在《甄嬛传》里，后宫的嫔妃们身穿旗装，踏着“花盆底″，身姿婀娜。为了更好地找到走路的感觉，孙俪在开拍前一个月就向剧组借了花盆底鞋，自己在家中暴走练习。尽管如此，由于横店有不少路都是用鹅卵石铺的，走路时摔倒、崴脚仍时有发生。

（摘自《乐读网》）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材料一：

百年前，老京张铁路实现了我国自主设计建设零的突破，詹天佑和他设计的“人”字形八达岭线路让国人振奋；2019年底开通的新京张高铁，成为第一条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实现自动驾驶等功能的智能高铁。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新老京张铁路见证了中国铁路的百年飞跃。

科技创新的时代大潮奔腾不息。除了高铁这张响亮的名片，我国在信息通信、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也已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我国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的纪录。2020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131个经济体中，中国创新能力持续位居世界前15行列，是跻身综合排名前30位的作一中等收入经济体。我国商标申请量、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著作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连年提升，2019年达到7.39%。

正如所说，总的看，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全、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1950年，我国颁布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等知识产权法规，对实施专利、商标制度作出了初步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知识产权工作逐步走工正现化轨道。

（摘编自《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科学指南》，《求是》杂志编辑部2021年O月02日）

材料二：

科技实力直接关系到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核心技术、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谁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任凭风浪起，稳坐约鱼船”，赢得长远发展的巨大优势。

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提升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各国都千方百计筑强已有的科技优势，而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换不来的，在引进高新技术上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我们必须奋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首要的是明晰主攻方向。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将现存的“卡脖子”环节逐个攻克。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创新创造者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搞好相关服务；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努力解决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市场应用“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问题，打通产学研创新链、价值链；要狠抓创新体系建设，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同时也要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重点是抓好科技创新主体。既要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又需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力争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没有科技的自立自强就没有出路。我们要深刻认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长期性、艰巨性，凝前谋划，保持定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保已经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真正落实到位，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科技创新的动力引擎。

（摘编自何铁城《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解放军报》2020年11月09日）

材料三：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自主创新的内容而非内涵。自主创新的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

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国家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实力上，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最终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它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和发展的筋骨，是一国持久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也是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对于企业来说，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自主集成和应用各种技术知识并由此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包括技术搜索能力、学习能力、研究开发能力等；对于国家来说，自主创新能力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意识地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流动和应用并在此过程中创造财富从而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一种制度能力，而不完全是一种技术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等同于国家竞争力。

（摘编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