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韭菜

      李汉荣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一千多年前，那个雨夜里的春韭，被杜甫保鲜在一首诗里，至今仍散发着清香。

诗为五言，句子精短，与韭菜精致的模样很般配。

我觉得，韭菜是自然的五言诗，五言诗是文化的韭菜。

我读过的唐诗，涉及写蔬菜或韭菜的，几乎都是五言，很少有七言或更长的句式。这很可能是因为，面对这娇小、精致的可爱植物，唤起了诗人们细腻、爱怜的情思，用五言这精致的样式，表现这精美的植物，是很相宜的。

这也似乎说明，在唐朝，韭菜，以及众多蔬菜，都是天然、本来的长相和品性。

蔬菜嘛，就该是朴素本分的样子，安静单纯的样子，露水盈盈的样子。这样子，才叫蔬菜。

假若杜甫老哥来到现代，来到我们的蔬菜地里，他一定十分惊讶：这是蔬菜吗？这不是一片杂木林吗？芹菜已疯长成灌木；莴苣正演化成芭蕉；葱虽然暂时还没变成芦苇，但已有了芦苇的个头；土豆已膨胀成杜甫喝汤用过的大土瓷碗；韭菜呢，五言诗的韭菜哪去了呢？这又高又胖、模样粗糙、神情张狂的另类灌木，是韭菜吗？一千多年没见，出落成这样子了？

杜甫老哥啊，你少见多怪了。一切都在变，菜地如何不变？假如你走进我们的文化菜地看看，你又如何不被惊呆？别摇头嘛，老哥。别的，你暂且别看，就看看那被你视为“文章千古事”的文章，就看看你一生钟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吧。如今，一个写手随便就日产万言，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一年制造十几部长篇，不难嘛，只需喝几杯咖啡，吸几口香烟，猛敲键盘，快速码字，滚滚泡沫就席卷世界的沙滩；写诗，稀松平常事，手起键响，键响诗成，一日千行，何难？回车键频频按，诗，就像那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滔滔滚滚源源不断，注入我们古老的奄奄一息的江河荒滩。你语不惊人死不休，呕心沥血一生，才写了一千来首，字数不够一个中篇，还不及写手们一天的产量。杜老啊。你太低产了。

这下，我得赶快告诉杜甫原委，不然老先生会被吓傻的。就这么一个诗圣，被我们吓傻了，我们对不起万古千秋。

是这样的，杜甫老哥：你在蔬菜地里看见的那颠大的、张狂的、疯长的、妖艳的、粗壮的灌木形状的蔬菜，都是服用化肥、农药、增红素、增绿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等等市场激素催生出来的。

你问：好吃吗？有营养吗？我如实回答你：不好吃，营养很少，毒性很大，垃圾食物而已。

你在文化菜地(其实那是文化工业流水线)看见的那泡沫翻腾的泡沫文化，那废水汹涌的废诗，也是服用化肥、农药、增红素、增绿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等等市场激素大批量疯长出来的。

你问：好吃吗？有营养吗？我如实回答你：不好吃，营养很少，基本是废物。垃圾食物而已。

杜甫一脸茫然，摇着头，迷惑不解地走了。

和杜甫一样，唐朝的韭菜，包括那雨夜里的韭菜，没见过的世面太多了，没见过农药，没见过化肥，没见过增红素、增绿素、增白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只见过露水、月光、荷锄的农人，见过蜜蜂、蝴蝶、毛毛虫，见过低飞的燕子和菜地上空款款飞过的黄鹂、喜鹊、斑鸠、白鹭。

韭菜何其有幸，在那个温暖的春夜，韭菜，用它质朴、醇正的清香，接待了诗人和他的诗。

唐朝的土地上，生长着清清爽爽的蔬菜，生长着清清爽爽的诗。

你且看那韭菜——

朴素安详地，一根一根地，在露水和清风里，认真地排列着自己，把自己排列成诗。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加尔各答的天使

    1997年9月10日，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场隆重的葬礼正在举行，逝者的遗体被12个印度人高高地抬起，所有在场的人全部下跪，包括印度总理。当逝者的遗体抬过大街时，两边大楼上的人全部下楼，没有人觉得有资格比她站得更高。

    这是印度各界人士以及自世界各地的吊唁者为被称为“加尔各答的天使”的特蕾莎修女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流下哀伤的眼泪。

    1910年，特蕾莎修女出生在南斯拉夫联邦的马其顿共和国。12岁时，善良博爱的天性使她对慈善事业着迷，并加入天主教的儿童慈善会。她后回忆说：“我那时就意识到我有一个使命，就是去帮助穷人。”15岁时，与姐姐一起到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18岁时，她到了被尼赫鲁称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

    从1929年到1946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事业虽然神圣，但学校里的女孩几乎都是出生于印度的上层社会。这个优越的环境与更加广大、更加真实的印度无关。1948年，她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创办了一所露天学校，专门收留失学的流浪儿童。1950年，她创办了印度爱德修女会，并为它制订了教规，凡教会成员都要定下“贫困、贞洁和服从”的誓约。她解释说：“要爱穷人，了解穷人，我们自己必须是穷人。1952年，她在加尔各答的一座寺庙旁建起了“垂死贫民收容所”，让那些垂死的贫民在弥留之际享受一下人间的温暖。这一举动惹恼了寺庙的和尚，他们扬言要杀死这些垂死者。特蕾莎修女用身体挡住大门，大声地说：“你们要杀就杀死我吧。让这些垂死的人平静而尊严地去死吧。”说着，双手合十，双眼紧闭。她无所畏惧的气概震慑了闹事者，和尚们没趣地走了。到80年代末，大约有3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而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有尊严的日子。当有人问“挽救这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是否值得”时，她很吃惊，因为这样的提问与她的人生观格格不入。

    特蕾莎修女到处奔走呼号，并将教皇保罗六世访问印度期间赠给她的一部高级轿车卖掉，成立了加尔各答唯一的麻风病防治中心，开始大量收留麻风病人。在贝鲁特的战区，在埃塞俄比亚的饥民区、在非洲艾滋病蔓延区都留下了她衰弱而坚定的身影。她甚至只身到科索沃交战区解救被围的妇女儿童，交战双方听说特蕾莎修女进入战区，立即停火，待她带走妇女儿童，双方又马上开火。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听到消息后说：“连我也做不到的，她做到了。”

    她创建的组织所有的钱物都是人们捐赠的，并无偿提供给贫病无力的人。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愿意把钱捐给她，到她逝世前，她的组织有四亿多美元的资产，有7000多名正式工作人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务工作者分布在115个国家，管理着543个收容站、孤儿院和爱滋病防治中心。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换洗……

    1979年，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在颁奖仪式上的即兴讲话中说：“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我只是一个群体的代表，我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没有所谓集体的人，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她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人……”

    在颁奖仪式上，特蕾莎修女还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她对主持者发出了真诚的呼吁：客人们能否不享用例行的盛宴，把盛宴的费用捐给她的组织。因为这100多人享用的盛宴，可以让1500名加尔各答的穷人吃一天饱饭，结果出席颁奖仪式的人一致同意取消宴会，把节省出的1700美元赠给了特蕾莎修女，她所获得的奖金也全部做了慈善基金。

    特蕾莎修女18次被提名为“年度最受尊敬人物”中的“十大最受尊敬女性”之一，并屡次当选。2009年10月，特蕾莎修女被诺贝尔基金会评为“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最受崇敬的获奖者”（共3位，另外两位是马丁·路德·金和爱因斯坦）。

    大地上远处有个修女，她穿梭于又臭又脏的废墟，与那四季踏遍天涯海角，含泪说着爱要爱到心痛。…………香港歌手郑秀文的名曲《加尔各答的天使》，将特蕾莎修女平凡而伟大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了道德的天空……

老闷

班琳丽

    老闷是个义士。名声传得很远，香远益清，像莲。

    老闷跟老蔫对门。两家的女人好比两家的鸡鸭串门，出大门，进对门，方便得很。男人们又都不爱说话，她们便同病相怜似的，觉着投缘，也就好得跟亲姐妹一样。聚在一块儿免不了牢骚，叨唠最多的，当然是她们的爷们儿，说摊上这样的活哑巴，比树叶还稠的日子就像咸饭不咸，淡饭不淡，没滋味透了。

    其实老闷跟老蔫不同，老蔫没话，因为他蔫；老闷没话，则是因为他有话不说。老闷像个舞者，好的是肢体语言，乐意将话附着在行动上表达。

    那次他的二小子虎子偷了李寡妇家一兜酸杏，被李寡妇骂骂咧咧找上门来，好一番数落。等李寡妇颠着小脚走后，老闷将儿子扔进粪堆的青杏疙瘩一个个捡了回来，拿手捧了往儿子面前一放，手指着“赃物”，眼瞪着儿子。他儿子就乖乖地一个一个拿了往肚里吞，小脸跟眼睛挤一块了，挤出好多的泪珠儿，和着酸口水，流了一肚皮。

    老闷不说，或者说他那肢体语言已告诉儿子：小子，“青疙瘩”吞多了，你脑瓜里跟种庄稼似的，自会长出道理。

    还有一次，邻庄上一个愣头青拎着砍刀来庄上骂街，庄上的人没伸头的。恰好老闷从城里送货回来，赶上了，他东西朝地上一丢，紧前两步，铁塔似的在小青年面前站成“八”字，瞪圆眼睛，指指自己的左脸。那愣小子被老闷的眼神激怒了，举起砍刀照着老闷脸上砍去。再看老闷，还是铁塔一样站着，那小子却木头桩子似的，横地上了。老闷的颧骨跟凸额头上因此贯穿着一条长长的刀疤。

    老闷是个生意人，常跟老闷合作的有个陈老板，这人做事巧诈、世故。他欺老闷是乡里巴人，眼力短，路子窄，就经常在老闷的货物上采取地毯式寻“刺”，借机压价。老闷的交易有一条底线，在他的成本与同等货物市场价格的中间画着。生意嘛，讲究双赢。我不多赚，绝不亏本；你不多占，绝不吃亏。

    一天下午，陈老板将货物验了四个多钟头，价格一压再压。老闷烦了，他突地站起身来，一挥手，示意跟车的几个人装车走人。陈老板慌了，拉他到背静处，说他老母亲要换眼角膜，手术费十几万，他一时手紧，才出此下策，实在没别的办法。

    老闷的神情缓了，但坚定地举出四个指头，那是这一车货的触底价。陈老板把四万现金交到老闷手上，挥手谢客。没想到老闷一把抓住陈老板挥过来的手，将刚刚过到自己名下的四捆“老人头”啪的一声拍到上面，转身走出门去。陈老板诧异了许久。他过后懂老闷了，刚才叫交易，现在叫帮忙。本质不同，心情不同。事后不久，陈老板就提着重礼登老闷的门了，执意要拜老闷为大哥，并许诺老闷的货物一律免检。

    老闷做事，“义”字当头。大人不蒙，小孩不骗，权富不攀，贫贱不欺。义士！

    村主任“闻香到”死后，村里再没人敢接任，怕呗，他家里还有“五只虎”呢。最后村民推举老闷，一是老闷有领大伙儿致富的能力和资本，二是老闷不怕“五虎”，是“五虎”怯他。“好！”老闷说，此后便上台了，扎扎实实领乡亲们致富。老闷给各家张罗生意，就像给儿子张罗婚事。他老婆嘴一撇：“傻种，没听说狼多肉少的理儿，不怕人家争份儿？”他眼一瞪，脸上是佯吓：娘们儿家，懂球？老闷古道热肠的行为，许是表达这样一段话：狼多肉少，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狼多了，地界大了，猎物也多，天宽地阔。

    后来，有记者想把老闷推成美丽乡村建设路上的领军人物。老闷给来送信的乡通讯员只一个连挥两下的手势。那通讯员闹了个红脸，对着老闷的后影一连说：“你看你老闷，你看你这个老闷！”

    有人说老闷那手势的意思是：别来这一套。

    还有人说，老闷的意思是：跟着学就是。

    老闷就是这样一个让人费琢磨的人，可琢磨透了，也许就像有人说的，老闷是个火炉，可以供你烧饭，也可以让你取暖。

（选自《小小说》2016年11月刊，有删改）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 ， 家家如此 ， ——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节选自《祝福》）

疯狂的苇荡

张西祥

    刘木犁怎么就疯了呢？我问邻居，问村长。这个走路斜着一只膀子，在人流中一插一插像犁地的人，居然掂起猎枪去追他亲孙子，疯得分不清前头跑的是兔子还是孙子。村长说：“这事恐怕还要从苇荡说起。”苇荡我知道，就是村北那片大水洼子，方圆上千亩。村长嘱咐说：“苇荡那地方你可别去了，木犁一直都掂着土铳躲在苇棵里，说不定从哪里冒出来给你一枪，集镇上几个打渔打鸟的，都被他撵得像孙子，胆小的跑到家还大病一场。”我似信非信说：“这家伙年轻时以打猎为生我知道，怎么如今疯得连人和野物一起打了？”村长说：“怪就怪在如今他不打野物，只打人，不管是谁走近苇荡，他冷不丁就给你一枪。”“那他藏在苇棵里吃什么，喝什么？成仙了？”村长说：“他儿子每隔三五天背去半蛇皮袋冷馒头，像喂狗，朝滩涂上一撂，调头就跑。”从村长的嘴里我知道，木犁疯的原因很简单，木犁是想做一回真正的爷爷。这辈子拖着一躯残身子，木犁自觉得丈夫没做好，父亲也没做好，女人丢下他和儿子回黄土垄了，孙子要上学了却没钱。乡长那回在镇头上的大鸿宴应酬，说要给苇荡找个专门守护员保护野生动物。没想到这话爬进木犁的耳朵。木犁志在必得，揣上干粮赶到乡政府准备背水一战加上软磨硬磨。乡长说：“此人可以考虑。一，形象不好的人知耻而后勇，优点在于敬业，好使；二，便宜，要是雇个像样的，好赖也得七八百，这样的人给他个二百文就打发了，先试着用两个月再说。”

    木犁守苇荡头一个月，果然拿到二百元，孙子也果然有了新书包、文具盒和走进校门的新衣服。那是木犁浑身脱了一层皮换来的——就在做看守的第四个晚上，木犁拼死命抓住几个张网偷水鸟的贼，几个贼也轻而易举抓住了木犁。直到木犁被乱拳轰击得鼻青脸肿，木犁的两只手依然像铁钩，紧紧钩住人家要去见乡长，人家随即提起腿把他的头杵进湖里喂水。村长说木犁就是这样受刺激的，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一头扎进深不可测的苇荡再也不露面。可是你见不到木犁，木犁却能看见你，只要有人走近苇荡，木犁不分良莠“咚”地就是一土铳，霰弹在苇叶上留下“唰”的暴风疾雨声，来人即便侥幸逃得了性命，也自觉被打穿了几根神经。好生生有鱼有野味的苇荡，却藏着火药桶，时不时要人的命，四方那些靠着苇荡找钱，靠野味打牙祭的贼胚子最先嚷嚷起来，众多电话接连打到乡长的办公桌上。乡长拖着不管，集镇派出所的压力就大了，于是端着真家伙的三个警员威武雄壮地呵斥，举着家伙凌厉尽致比划，就是听不见枪响；疯子不仅先声夺人开了第一枪，还抱起土铳没头没脑冲上来，结果可想而知。没想到这一番折腾还带来正面效应，疯子的骁勇被四方乡邻渲染出传奇色彩，苇荡也就此安宁下来。在苇荡安宁的大半年里，有人看见消失多年的琵鹭和天鹅又来筑巢生养。

    我再次回乡时，贸然听说木犁死了。村长在说到木犁死时，是吞吞吐吐的，总不肯说原因。我连灌了他几杯，村长就硬着舌头说：“木犁死的事只有俺和木犁的儿子知道，木犁的儿子那天又去撂冷馒头，猛发现前几天撂在滩涂上的馒头原封没动。儿子似有预感，找到用芦苇搭的窝棚子，爹是直挺挺躺在一把干草上，早凉了。儿子觉得事情重大，哭两声猛地转身就跑。”儿子是在村外的田头上遇见村长的，村长说：“如今你爹好赖也算半个吃官饭的人了，走，这事俺得给乡长汇报。”乡长一听，说：“这下可咋办？以后苇荡谁看守？”木犁儿子说：“这也是俺要向乡长汇报的，你看俺能不能接爹的班？”乡长神情古怪地说：“你不行，你怎能守得住？”见木犁的儿子好求歹求，乡长忽然想起说，“你要真想接班也成，不过你得瞒着所有人，不能说你爹死了。关于你爹的后事，就由村长和你这做儿子的隐蔽着料理吧。”村长和木犁的儿子回到苇荡深处，埋完木犁，木犁的儿子一屁股坐下来，才彻头彻尾大哭了一场。

    那之后，木犁的儿子在看守苇荡时，惬意而轻松，每隔三五天只去苇荡走一趟，背着蛇皮袋说是给爹送馒头，谁也不知袋子里装的是不是馒头，回来还不耽误做田上的活。于是每隔三五天，就听见苇荡的深处响一枪，二层小楼上就有人看见长发垂腰的木犁。在木犁上方的蓝天上，水鸟儿在翻飞，青云在游走，一番泰平景象。

    我狐疑地问村长：“你是在忽悠我吧？我在村头上碰见木犁的儿子时，那小子分明一个板刷头，那苇荡里长发垂腰的是谁？木犁的鬼魂么？”村长醉眼朦胧诡谲一笑，凑近小声说：“在苇荡深处的窝棚里，木犁留有一顶假发套，是用驴尾巴做成的……”。

（选自2016年2月《短篇小说》）

昆仑山的灯光

窦孝鹏

    20世纪60年代初，我是青藏高原的一名汽车兵，茫茫青藏线上人烟稀少，陪伴我们的就是那些设在路旁的兵站。但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是被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授予“红旗兵站”称号的纳赤台兵站的烧豆腐。处于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常年云雾缭绕，每当夜幕降临，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便会被点亮，它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标志。多少次，奔波一天的汽车兵在薄暮中老远看见那盏红灯笼发出的光亮，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温暖和力量：啊，到家了!可以美美饱餐一顿，好好歇歇脚了。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开的车在半道上抛了锚，由于雪天路滑，只听“扑通”一声，车子掉进了路边的一个雪坑里。在战友的帮助下，车子被拖了上来。但有两片钢板被颠断了，水箱也颠得漏了水。副连长看了看，留下修理班长和我们车组一起修车，嘱咐我修好后赶到纳赤台兵站去会合，便带车队走了。

    这里是可可西里无人区，我们冒着飞扬的大雪和刺骨的严寒修好车辆后，时间已到了晚上21时30分，我们几乎被冻僵了，几个人顾不得喘一口气，急忙打开车灯，开车上路。

    终于，我们看见纳赤台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了。我一看表，已是零点40分。副驾驶员小乔嘀咕道：“这么晚了，看样子我们吃不上晚饭了。”

    我笑了笑，说：“放心吧，炊事班的老班长是不会让咱们挨饿的。”

    果然，听见我们车子的响动，红灯笼下的餐厅棉门帘一掀，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兵站炊事班的老班长徐宏武。

    徐班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餐厅，每人先送上一碗温开水。我充满歉意地说：“老班长，让你久等了!”他一瞪眼：“废话!你们最后一台车不到站，我能封炉关灶吗!”

    不一会儿，一盆高压锅蒸的米饭和面条，一盘肉末烧豆腐、一盘肉丝炒豆芽便送上了餐桌。这地方气压低，没有高压锅，米饭面条都煮不熟。老班长嘟囔道：“我向你们连长打听了，你们3人中有两个四川人，一个陕西人，所以准备了米饭和面条，慢慢吃，别烫着。”

    小乔眨眨眼说：“老班长，你的话太烫人了!”至此，我们身上的寒气和疲劳一扫而光，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徐班长是闻名青藏线的老模范，老高原都知道他是1951年入伍的陕北汉子，是跟着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进藏的老军人，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已离不开青藏线了，后来就索性转业到兵站当了炊事班的班长。

    当时，由于气候原因，兵站沿线都不能种菜，兵站吃的菜大都从兰州买来，长途运输浪费很大，冬天路上冻掉一半，夏天路上烂掉一半，吃到大家嘴里的普通菜也成了高价钱。

    老班长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那年，他趁着汽车兵搞冬训、兵站接待任务不多的空儿，千里迢迢回了趟老家。到家后，他一头钻进了镇上一个豆腐坊，去拜师学艺做豆腐。一个月的假期到了，他带回的“宝贝”是一盘磨豆腐的小石磨，还有两把钢口很好的菜刀和一块磨刀石，都是当时在高原买不到的。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氧气“定量”供应，空手走路尚感吃力，人推着石磨转圈一个个累得头昏眼花，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憋得喘不过气来。推着推着，眼一黑，腿一软，摔倒了。好不容易做出了第一锅豆腐，放在嘴里一尝，哎呀，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们坐下来开“诸葛亮会”，有人提醒了一句：是不是水质有问题!是呀，这里的水质太硬，平时喝在嘴里就有股苦味，对做豆腐肯定有影响。于是，他们又反复试验，把做豆腐的水提前烧开，使水碱沉淀下去，再用清水煮豆浆，果然，做出的豆腐又嫩又香。以后，他们用上了昆仑泉水，这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于是，过往人员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豆腐菜。

    老班长不但做出了豆腐、豆腐脑和豆浆，还用新学到的手艺做出了面包、糕点、凉粉，腌制出了各种口味的小菜……兵站的伙食品种丰富了，质量提高了，名声也一下在青藏线上传开了。

    吃完饭，我一抬头，在红灯笼的照耀下，我看见墙上贴着驻站部队送给兵站的一封表扬信，上书10个大字：“风雪几千里，此地最难忘。”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准备出发，吃上了老班长做的豆腐脑、包子和馒头。上路前，我把写好的表扬信贴在了餐厅的门上，上面是14个大字：“双手巧做百样饭，红灯照暖万人心。”

    我们鸣着喇叭表示感谢，出发上路。走出很远很远了，我回头一看，兵站门前那盏大红灯笼于薄明中仍在闪闪发光。

    啊，昆仑山的灯光，照着一批批汽车兵，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直至今天，直到永远。

(节选自2018年3月30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