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金熙宗在位期间（1135~1150）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废除“勃极烈制”。改用汉官三省六部制。这妥善解决了女真宗室大贵族与汉官制的矛盾。在地方官制改革方面，划全国为十九路，路下设府、州、县三级。天眷元年以京师号为上京，曰会宁府，改旧上京为北京，城分南、北，使皇帝、贵族、平民三者分地而居。天眷二年三月，命百官详定仪制，以后百官朝参，用汉式朝服。皇统五年（1145），又颁行《皇统新律》，“大抵皆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这是金代的第一部成文法典。为提高女真民族文化水平，金熙宗改进女真字，造女真小字”，笔面较为简省。天眷元年正月，正式颁行。此外，金熙宗对各族文化兼容并蓄，尤其重视儒学，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这使金朝加速向封建化政权发展。

——摘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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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于谦，明景帝统治时期的当权重臣。土木之变后，于谦坚决主战，加强防御，使明朝转危为安。1450年，大同参将许贵上疏主张与瓦刺讲和。于谦指出“和不足恃”，主张“选将练兵，养威蓄锐。贼若来侵，则相机而剿杀”。他告诫边将：“中国之驭夷狄，不论彼之强弱，顾我备之有无。”在防备瓦刺当中，于谦重点加强北京附近关隘的防守，放弃明初设置的东胜诸卫，使大同、宣府等关孤悬塞外。在严密防范的同时，于谦也主张对瓦刺采取适当的怀柔政策，“振之以兵威，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恢复与瓦刺的通贡互市。1449年，贵州苗族起义。于谦派遣吏部尚书何文渊前往贵州宣布“朝廷恩威，赏劳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宁息，另行计议”。1456年，湖广武冈州苗民起义，于谦即令右都御史王来等“调度官军，设法剿捕”，“不许顾望迁延，致贻害一方之患”。

材料一：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庙，除了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   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

材料二：甲午战后，华夏中心主义衰落。维新派号召保国、保种、保教，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1902 年，梁启超首次引入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现代观念，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民国成立后， 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希望“仿效美利坚民族的规模，把汉、满、蒙、藏、回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的国家”“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940 年，毛泽东提出“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间的平等”。

材料三：1956 年—1966 年，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1960 年，石油工人王进喜参加大庆石油大会战，发出“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誓言，吃大苦，耐大劳，铸就了铁人精神。解放军好战士雷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这一时期还涌现出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科学家，成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袁阔琨、魏鉴勋《试论皇太极的文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