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  （清前期）苏城机户（工场主）多雇人工织。机户靠手中的资本、生产资料购买劳动力（雇工），“张机为生”以增殖财富。机匠（雇工）“计日受值”或“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

﹣﹣据《永禁机匠叫歇碑》

材料二  清朝雍正帝时“因用兵西北，恐漏泄机密”，故设军机房，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清朝雍正帝说：“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规定中外贸易只准在广州一处进行。……鸦片战争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

﹣﹣摘编整理自赵尔撰《清史稿》

材料一：自16世纪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9世纪，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葡萄牙学者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

﹣﹣摘编自陈昆、汪祖杰《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与套汇：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的考察》

材料二：16世纪西班牙入侵美洲之后，不断将美洲白银开采，运送到本国和其他殖民地，运送到本国的白银通过外债和贸易流通到西欧各国，西欧接着同中亚、南亚进行贸易，白银流向东方，再通过中国同南亚的贸易流入中国，而西属殖民地也通过和中国的贸易流入中国。这一时期也正是欧洲建立其世界中心的时期，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亚洲、非洲和美洲。

﹣﹣摘编自刘昊《欧洲世界体系与美洲白银﹣16、17世纪美洲白银的流向研究》

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