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

——《孙中山全集》第6卷

材料三：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格义”就是用比较和类比的方法来解释和理解跨文化背景的哲学概念。）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材料四：“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先进中国人开始了“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的漫长历程，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他们的探索活动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请回答：

材料一：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黯天无色……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做一声之呼救乎？

——《北京学生界宣言》

材料二：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血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备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

——孙中山《关于五四运动》

材料三：我向上海的总领事馆发出具体的指示，告诫美国侨民团体，既不要鼓动也不要反对这场运动……没有人会不同意中国学生的目的和理想，他们是在为民族的自由和新生而战，我本人也极感同情。”

——P·芮恩斯《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

请回答：

1912﹣1920年中国主要民营工业发展速度

材料一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历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

中华民国政治形式与内容的分割迫使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深入到思想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国家富强的出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新文化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对“民主”持有肯定态度，同时，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方向又不完全相同，可分为激进民主主义、自由派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类。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西方文明寻找到的科学旗帜已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宇宙人生领域。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取得了舆论上的胜势。出现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论调。

——摘编自穆允军《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

材料三

17世纪时，近代自然科学家大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神学世界观：同时，他们又借鉴古代一些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推陈出新，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性和科学在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不承认任何的专制权威，不论是宗教信仰和自然观，还是社会制度和国家法律都经受了挑战和审判，一切都需要“理性的法庭”去审查、裁定。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许多科学的、理性的观点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

——摘编自张丽敏《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