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是{#blank#}1{#/blank#} 旧题，属《相和歌·平调曲》。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汉末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的诗全部是{#blank#}2{#/blank#} ，就内容而言，一部分乐府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另一部分表现了他{#blank#}3{#/blank#}​ 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

    傅喜字稚游，河内温人也。少好学问，有志行。哀帝立为太子，成帝选喜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为卫尉，迁右将军。是时，王莽为大司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听莽退，众庶归望于喜。喜从弟孔乡侯晏亲与喜等，而女为皇后。喜执谦②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喜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上于是用左将军师丹代王莽为大司马，赐喜黄金百斤、上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

    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师丹为大司空，而拜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共执正议。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后数月，遂策免喜曰：“君辅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奸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马印绶，就第。”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无功而封，内怀不忠，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亏损德化。罪恶虽在赦前，不宜奉朝请①，其遣就国。”后又欲夺喜侯，上亦不听。

    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归故郡，晏将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诏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悫②，论议忠直。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终不顺指从邪，介然守节，以故斥逐就国。传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伯之后凋也’。其还喜长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赐喜，位特进，奉朝请。”喜虽外见褒赏，孤立忧惧，后复遣就国，以寿终。莽赐谥曰贞侯。

（选自《汉书》，有删节）

【注释】①奉朝请：给予闲散大官的优惠待遇。②端悫（què）：正直诚谨。

    熊概，字元节，丰城人。幼孤，随母适胡氏，冒其姓。永乐九年进士。授御史。十六年擢广西按察使。峒溪蛮大出掠，布政使议请靖江王兵遏之。概不可，曰：“吾等居方面，寇至无捍御，顾烦王耶？且寇必不至，戒严而已。”已而果然。久之，调广东。

    洪熙元年正月，命以原官与布政使周干、参政叶春巡视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江南还，代以左通政赵居任，兼督农务。居任不恤民，岁以丰稔闻。成祖亦知其诬罔。既卒，左通政岳福继之，庸懦不事事。仁宗监国时，尝命概以御史署刑部，知其贤，故有是命。是年八月，干还，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恶，而福不任职。宣宗召福还擢概大理寺卿与春同往巡抚南畿逝江设巡抚自此始。

    浙西豪持郡邑短长为不法。海盐民平康暴横甚，御史捕之，遁去。会赦还，益聚党八百余人。概捕诛之，已，悉捕豪恶数十辈，械至京，论如法。于是奸宄帖息。诸卫所粮运不继，军乏食。概以便宜发诸府赎罪米四万二千余石赡军，乃闻于朝。帝悦，谕户部勿以专擅罪概。

    概用法严，奸民惮之，腾谤书于朝。宣德二年，行在都御史劾概与春所至作威福，纵兵扰民。帝弗问，阴使御史廉之，无所得，由是益任概。明年七月赐玺书奖励。概亦自信，诸当兴革者皆列以闻。时屡遣部官至江南造纸、市铜铁。概言水涝民饥，乞罢之。

    五年还朝，始复姓。亡何，迁右都御史，治南院事。行在都御史顾佐疾，驿召概代领其职，兼署刑部。九年十月录囚，自朝至日宴，未暇食，忽风眩卒。赐祭，给舟归其丧。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四十七》）

材料一：

梁太祖皇帝，姓朱氏，本名温，宋州砀山人也。勇有力，凶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黄巢起曹、濮，温亡入贼中。巢陷京师，以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是时，天子在蜀，诸镇会兵讨贼。温数为河中王重荣所败，屡请益兵于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或说温曰：“巢起于草莽，幸唐衰乱，直投其隙而取之尔，非有功德兴王之业也，此岂足与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诸镇之兵日集，以谋兴复，是唐德未厌于人也。且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归楚也。”温以为然，乃杀其监军严实，自归于河中，因王重荣以降。天子赐温名全忠。拜全忠汴州刺史。四月，诸镇兵破巢，复京师，巢走蓝田。光启二年三月，进爵王。十二月，徙封吴兴郡王。天复元年，封为梁王。天复三年，唐天子还至兴平，王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止之。人见者，咸以为忠。王欲代唐使人谕诸镇襄州赵匡凝以为不可遣杨师厚攻之。九月，师厚破襄州。宰相张文蔚率百官来劝为帝。十八日，即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开平，改国号梁。

（节选自欧阳修《新五代史·梁本纪一》）

材料二：

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惟不绝其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

（节选自欧阳修《新五代史·梁本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