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职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取材于芮喆等人的文章）

材料一：

    信息来源广，考验着大众的分辨能力。自网络信息搜索形式发生变化以来，大众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出现了变化。更方便的信息获取渠道，让民众能轻松地获取信息，几乎一切问题，通过网络都能得到详细、准确的解答，从而也降低了对知识的权威感与信赖感。但多媒体信息便捷复制、及时传播的特点，让民众信息量急剧增加，同时也超出了信息分析与处理能力，纷繁复杂的信息超出了大众理解与分辨能力。

    信息传播迅速，容易造成群众情绪失控。随着自媒体的使用，它改变了传统一对多的传播形式，变成多对多的形式，自媒体的草根性决定了人人都能充当信息发布者。大众利用微博、短信、微信、视频直播等方式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壁垒。自媒体的隐蔽性让传播者处在隐蔽状态，让整个传播更为随意、大胆，让很多谣言、不实信息开始传播，并且一度影响了群众对信息的正确判断，很容易出现群众情绪失控以及网络舆情事件。

（《自媒体时代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材料二：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新科技在媒体和受众之间开辟了一条彼此了解的通道，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媒体领域的市场细分越来越明显，对用户信息的整理、挖掘和分析显得至关重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处理手段，在增强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兴趣爱好、受教育程度、经常浏览的页面、停留时长等数据信息，实现对内容的个性化加工、定制服务，并实施及时有效的精准推送，让“你关注的就是头条”从理想状态可能变成现实。在这里，媒体做到了新闻产品的适销对路，受众实现了各取所需，传播力也就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新媒体时代传播力的影响要素及其建构路径》）

材料三：

    媒体是否位居主流，最终要靠传播效果来检验。全媒体时代，虽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但酿不出“好酒”，也难以留住受众。在我们开疆拓土构建的新媒体渠道上，必须不断增强主流价值的内容供给，不断提供充满正能量的优质产能，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把握社会重大问题，进行舆论引导和认同构建，实现与受众的有效连接，推动舆论场形成“以主流引领百舸争流”的局面。

（《主流媒体如何巩固主流地位》）

材料四：

    讲真话产生公信力，报道热点产生影响力。这些最基本、最基础的传播规律，在纸媒时代如此，在新媒体时代同样有效。应该看到，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尊重传播规律、宣传规律方面，即使在过去纸媒时代，也做得并不够好。远离热点、回避矛盾，枯燥乏味、千篇一律，是多年来我们始终在检讨、却时好时坏从未根治的一些现象。在渠道垄断的纸媒时代，读者别无他选，这种矛盾长期存在却没有过于显现，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不仅十分突出，而且影响到了纸媒的生死存亡。

    因此，主流媒体要增强话语权、提升影响力，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不回避、不躲闪，讲真话。受众是从平时的点点滴滴中，感受一家媒体的公信力的。只有在日常的报道中，始终关注社会热点，始终满足读者需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关键时刻才能产生真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乃至凝聚力和鼓动力。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社会热点问题上、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采取文过饰非的方式，而又寄希望于在重大事件、关键节点上，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是难以取得满意效果的。

（《以优质内容参与传播竞争》）

材料一：

    2018年9月19日至23日，第十二届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在滨江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文博会的主题是“融—创意城市·美好生活”，将采取“主会场+分会场、展会+高峰论坛+专业指数发布、线上+线下联动”的办展模式。

    除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外，本届文博会将设立中国网络作家村、杭州创意设计中心、桐庐分水笔业国际博览中心等分会场。

    本届文博会首次推出“国家主题展区”，英国将以“国家文化主题馆”主办方的身份参加展会，该展区由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诺丁汉市政厅、英国独立设计师品牌联合打造，规模达1000平方米，将全面展现英国设计师眼中的生活美学。

    本届文博会首次取消了标准展位，引入“街区化”的策展理念。根据各展区的策展主题，采取街区式、主题场景式的布展方式。展会将艺术装置、休憩洽谈、造景内容、安全出口、温馨提示及通道等进行有机结合，用斑马线、路灯等视觉化的城市元素来呈现，让逛展会如逛街一样有意思。

（摘编自新浪网《2018杭州文博会发布会召开 揭晓五大展会亮点》）

材料二：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不断创新，离不开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和设计。文化创意产业助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一方面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基础保障，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文化和技术的支撑。文化创意产业如何助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首先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必须存在一定的文化基础，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科技馆都先突出这个城市的文化内涵，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特有的特色，所有的城市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这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时得结合本地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创新。再者，城市的公共文化得有活力，要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应用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中去。另外这些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也应该获得人们的欢迎，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也是服务于人，所以这些建设也要满足人们的需要。另外，还可以将本地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的流行元素以及人们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行创新，设计出更多吸引人们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来。然后就是创建绿色健康、积极向上且富有创意的公共文化建设。

（摘编自康玉琼《文化创意产业助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材料三：

    数字媒体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具有时代气息的艺术范式，更加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同时数字媒体艺术赋予了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的表现形式和传播媒介，从而触发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新思路、新手法、新空间。数字媒体艺术丰富了文化创意产业，展现奇特的艺术效果，表现绚丽的风格，降低了成本，加大了差异性，提高了创意产业竞争优势。由于现代传播媒介高速发展，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兴起对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信息技术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载体，同时数字媒体是创意产业的主要技术手段，为文化创新提供主要驱动力，通过数字内容设计和制作，使图像、语言与数据融合，打破了先前文化艺术固有的边界，丰富了传统文化产业内涵，为文化创意产业设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开辟了崭新的发展空间。

（摘编邓秀君《数字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联性》）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制造业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在日本制笔企业笔头的生产线上，我看到一个女工， 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没有五年十年的记录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国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材料一

    据多家媒体报道，多项研究显示近年来全世界的蜜蜂数量减少，甚至存在灭绝风险，蜜蜂数量锐减已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

    在坊间传闻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这个假托爱因斯坦的说法虽然已被证实确实为“假托”，但却从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蜜蜂的特殊性。

    在人类发现蔗糖和甜菜糖之前，是蜜蜂生产的蜂蜜开拓了人类舌头味薔上最初的甜。假如蜜蜂灭绝了，首先人类可能再享受不到蜂蜜的美味了。其次，除了玉米、小麦、大米等风媒作物以外，全球约30%的农作物都依賴虫蝶授粉，如果传粉昆虫消失，虫媒作物的产量就会显著下降，有些甚至会出现减产甚至绝收的危机，人口数量持续暴增的人类将面临严重的饥荒。

有研究表明，相比人工授粉，昆虫授粉可以使大多数作物的产量质量都得到提高。而相比苍蝇、黄蜂、甲虫这些授粉昆虫，能够大规模家养的蜜蜂在授粉上更高效更专业，。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4月3日《中国妇女报》)

    材料二

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在自然界中是非常珍貴的能量来源，是许多动物都无法拒绝的诱惑。通过法国及西班牙岩画上的证据推测，人类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在野外获得蜂蜜了。

    为了获得秘密的蜂蜜来源，古塢及人最早对蜜蜂进行驯养。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养的昆虫之一，西方蜜蜂随着人类活动被带到世界各地。目前除南极洲外，每个大陆均有西方蜜蜂分布。但毕竟西方蜜蜂对于许多地区来说是一种人为引入的外来物种。由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一些本土的野生蜜蜂种群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西方蜜蜂于1896年被引入，由于它们体型较大，竞争能力强，造成我国野外分布的原生种类中华蜜蜂的分布区域迅速缩小，而一些本土生态系统中依赖中华蜜蜂传粉的植物，西方蜜蜂很少拜访，进而也影响到植物授粉量。

    (摘编自《“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5月1日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

    材料三

    为了防患于未然，科学家们也开始着手研究“机器蜂”或其他替代品，来实现蜜蜂的授粉功能，以应对未来蜜蜂可能消亡的糟糕情况。但从目前来看，短期内都无法代替蜜蜂。

    想要生产1千克的蜂蜜，辛勤的蜜蜂必须要完成200万朵花以上的巨大“工作量”，90万英亩(约3642.17平方千米)的杏仁树，需要蜜蜂为3万亿朵花来授粉。像无人机授粉这种方式需要远程操控，指挥整个蜂群那样的一大群无人机似乎不切实际。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某日，通过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和人工智能，无人机有一天“学会”自己飞行。

    机器蜂无法像真正蜜蜂一样“酿造”香甜的蜜，因为蜂产品内部有蜜蜂自身携带的生物活性物质，这点是机器蜂完全不可能取代的。

    另外，在传粉昆虫和开花植物的协同进化过程中，蜜蜂等昆虫逐渐形成了高效传播花粉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这也是机器蜂难以具备的。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并非耸人听闻》2017年4月24日新浪科技)

    材料一：

    10月1日至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一一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一一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荻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固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一一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一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利技日报》，2018年10月)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卉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佶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l.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