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朝疆域示意图

材料二：（唐太宗曾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原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材料  义净（635－713年），七岁入土窟寺修习佛教内典。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式出家为僧，先后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修习佛经。此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高宗成亨二年（671年），义净从广州出发搭乘商船远赴印度取经求法。在印度十几年间，义净向当地名僧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大约在垂拱元年（685年），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归国途中，义净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书中记述了许多有关印度和南海各地的资料。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国，并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金刚座真容一铺和舍利三百粒。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长安的寺院翻译佛经。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义净圆寂，享年七十九岁。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大都采用……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添设爵位，招徠四方贤能，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齐、赵、魏、韩等国首先设立了作为“百官之长”的“相”，同时又相继设立了将军之类为武官之首，文武逐渐殊途。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官制变化也不一致，楚国变化较少，秦、燕变化较晚。

——《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三：在明清两代，不论在政治体制，君主进一步集权，皇权和皇位继承，上下各级之间和各不同部门之间职、权、责的划分，各类典章制度的增删修订等方面，还是在行政、军事、法律、监察、人事、财政、文教等各种单行制度方面，都有着反映自己时代和统治特点的重要发展。明清两代统治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以前历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重要的权衡取舍，进行多方面的具体修正和补充，建立了一些新制度，也健全了一些旧制度，使之更加完备周详。

材料一：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

——摘编自瑰晓巍、钟卫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材料二：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不仅使文官失去了宰相作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还使所有文武官员的地位和生命、尊严的价值都变得渺小，使绝大多数时期任何一个官员在皇帝面前都显得“人微言轻”……总的来讲，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最高政治权力的运转经常处于失衡或扭曲的状态，舞台上的依靠皇帝暂时亲信而拥有治官权力的人物忠奸贤愚美丑反复变换，严重损害了明代治官活动的连续性、一贯性、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典章制度越来越形同虚设。

——摘编自渖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