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王克勤访谈录

    南方周末：你可能是中国调查记者中年龄最大、最有激情、干劲最足的一个。我看过你的一些言论，你做新闻不仅仅是为了职责，你是把新闻当做信仰。

    王克勤：有人问我，一个人掉进水里，你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我说我的选择很简单，先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娘生我时，首先是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名公民，之后才是记者。

    南方周末：你不是为了报道而报道。

    王克勤：对。说到为了报道而报道，我可以举出很多案例。吉林一家媒体报道农民工从楼上摔下，摔死了，它的标题叫“昨夜上演高空飞人”。江苏一家媒体报道农运车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头部轧过去，轧死了，它的标题叫“骑车人中头彩：惨死”。可见他们对生命的态度何其冷酷。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做新闻到底是为了什么？初级目标是传递信息，中级目标是报道真相。但新闻还有一个终极目标，那是什么？就是守护个人权利。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想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动。而如果别人受难时你反而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

    南方周末：这就超出报道的技术范畴了，而属于道的层面。

    王克勤：相对于“新闻之术”来说，这可以称为“新闻之道”。技术层面，任何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做到，并且都可以做得很专业。但是要做到遵循“新闻之道”，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见到老大爷向我们求助。当然出于职业规范你要保持跟他的距离，包括对他陈述的情况要质疑、警惕，但同时要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这并不矛盾。

    南方周末：这既是做人，职业素养也在其中。

    王克勤：对。概括起来无非六个字：说人话，做人事。

    南方周末：你作揭黑报道差不多20年了，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王克勤：我觉得要有基本的判断：只要我们努力了，社会将有所改变。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努力了不一定会改变，但不努力就永远不会改变”。说实在话，我一直苦苦坚持，主要是因为我的内心太柔软，我看到别人求助的眼神，会很痛苦。要减少自己的痛苦，我就得行动，在职业范围内给他们一些帮助，换得内心的宁静和宽慰。从职业层面讲，作为记者更需要有激情，应该容易被那些事情打动。如果你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记者应以激情之心关注，用冷静之笔记录。

    就拿我这近20年的职业生涯来讲，我当年作了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的报道，马上引来甘肃全省范围的回收市场的整治。我后期的很多调查，包括艾滋病调查，山西疫苗黑幕调查，就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来讲，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山西疫苗报道已经对全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显示，他们对疫苗管理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全民的启蒙作用，它已经提醒了全中国所有的家长，要冷静地看待现阶段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盲从和盲信。南方周末：你认为舆论监督社会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王克勤：十年前，我对舆论监督能起的作用就有一些思考，现在的思考和当时的思考变化不大。我认为舆论监督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作用：第一，从微观上讲，舆论监督往往都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对特定的受害者直接起到救助作用。第二，从中观上讲，我们的努力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第三，从宏观上讲，我们每天的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公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这个作用是渐进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南方周末：但是记者的能量、媒体的能量不能高估。媒体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

    王克勤：是的。不过只要一直坚持那样去做，那样尽职尽责，就能够有所成就。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改）

父亲的东篱

李汉荣

    ①我一次次钻进《诗经》里，寻找公元前的露水和青草，绿化、净化和湿化一下我龟裂的心魂；有时就一头扎进唐朝的山水里吸氧，顺便闻闻纯正的酒香，在李白们的月夜走上几个通宵，揣上满袖子清凉月光，从唐朝带回家里，在沉闷办公室里，也放上一点清凉和皎洁，用以清火消毒，解闷提神，修身养性。

    ②这些年，也许年龄渐长的原因，“拜访”陶渊明就成了我经常要做的事，动不动就转身出走，去渊明兄那儿，在东篱下，深巷里阡陌上，桑树颠，有时就在他的南山，靠着一块石头坐下，久久坐着，一直到白云漫过来漫过来，把我很深地藏起来，藏在时光之外。

    ③我以为这就不错了，觉得也在以自己的微薄心智和诚恳情思，延续着古国的诗脉和诗心，延续着田园的意趣和意境，延续着怀乡恋土的永恒乡愁。

    ④直到2001年初夏的一天，我才突然明白：我的以上孤芳自赏、不无优越感的做法和想法，只是我的自恋，带着几分小资情调和审美移情的自恋，这自恋被一厢情愿地放大了，放大成了竟然关乎诗史、文脉、乡愁的延续了。

    ⑤为什么是在那天，我才突然明白这些呢？

    ⑥那天下午，我回到老家李家营，立夏刚过天朗气清，小风拂衣，温润暖和，我沿麦田里的阡陌，横横竖竖走了一阵，其实，若是直走，一会儿就到家，我想多走一会儿田埂，所以，横的、竖的阡陌我都走了个遍，横一下，竖一下，就在田野里写了好几个“正”字因为我的父亲名叫正德。然后，我就到了家。

    ⑦走进老屋院子，看见父亲正在维修菜园篱笆。他用竹条、青冈木条、杨柳树枝，对往年的篱笆进行仔细修补。菜园里种着莴笋白菜、茄子、包菜、芹菜，一行行的葱和蒜苗，荠菜算是乡土野菜，零星地长在路坎地角，像是在正经话题里，顺便引用几句有情趣有哲理的民间谚语。指甲花、车前草薄荷、麦冬、菊、扫帚秧等花草，也都笑盈盈站在或坐在篱笆附近，逗着一些蛾子、虫子蝴蝶玩耍喇叭花藤儿已经开始在篱笆上比画着选择合适位置，把自己的家当小心放稳，揣在怀里的乐器还没有亮出来，就等一场雨后，天一放晴，它们就开始吹奏。

    ⑧“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我忽然想起陶渊明的诗句。但是，此刻，在这里，在人境，结庐的，不是别的哪位诗人，是我父亲是我种庄稼的父亲，是我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但是，实实在在，我的不读诗的父亲，在这人境里，在菜园里，仔细编织着篱笆，编织着他的内心，编织着一个传统农人的温厚淳朴的感情。我的不读诗的父亲，他安静地在人境里，培植着他能感念也能让他感到心里安稳的朴素意境。

    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然，此时正值初夏还不是采菊的时候，菊，连同别的花草和庄稼，都刚刚从春困中醒来不久，都刚刚被我父亲粗糙而温和的手，抚摸过和问候过，父亲还在它们的脚下轻轻松了土，培了土，以便它们随时起脚，在农历的雨水里呼喊和奔跑。而当到了删繁就简的秋天，夏季闷热的雾散去，头顶的大雁捎来凉意，我的父亲也会在篱笆边，坐在他自己亲手做的竹凳上，面对村子边漾河岸上的柳林，向南望去，他会看见一列列穿戴整齐的青山，正朝他走来，那是巴山，我们世世代代隔河而望的南山。

    ⑩我突然明白了：我的不识字的父亲，正是他在维护陶渊明的“东篱”。

    ⑪而我呢？

    ⑫我读着山水之诗，其实是在缓解远离山水的郁闷，同时用山水之诗掩护我越来越远地远离山水。

    ⑬我写着故园之词，其实是在填补失去故园的空虚，同时让故园之词陪着我越来越远地告别故园。

    ⑭我吟着东篱之句，其实是在装饰没有东篱的残缺，同时让东篱之思伴着我越来越远地永失东篱。

    ⑮于是，在那天下午，我无比真诚地感激和赞美了我的父亲。

    ⑯是的，是的，我那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他不知道诗为何物，他不知道陶渊明是谁，但是，正是我的父亲，和像我的父亲一样的无数种庄稼的父亲们，正是他们，一代代的父亲们，延续和维护着陶渊明的“东篱”，延续着古国的乡愁和诗史……

（有删改）

材料一：

聚焦中国，职教成就令世界瞩目。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有1.2万多所职业学校，在校生超过2600万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日臻完善，初步构建起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职业院校毕业生已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生力军。

    放眼全球，发展职业教育都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目前，全世界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为数众多，仅年轻女性就有7300万人之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缺乏更好地融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技能。如何推动青年从学习阶段顺利进入工作阶段，降低失业率？对此，中国正在默默贡献自己的努力，正在为世界提供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实践证明，对一个人来说，掌握一门技术，就有了谋生的本领；对一个贫困家庭而言，拥有一个技工，就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对一个国家而言，当大量劳动力拥有了专业技能，经济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在消除贫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起到了火车头作用。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减贫脱贫，保护弱势群体，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这一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认可。

（《人民日报》2017年07月11日05版）

材料二：

    在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的今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更加精准。春节过后，广州某制衣厂日工资400元招工遭受冷遇；福建泉州某工艺品公司月薪4000元并包住宿，也鲜有人问津；与此同时，四川成都不少“火锅厨师”却过剩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折射出我国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培养的滞后，也在拷问职业教育的精准性。

    打造“职教升级版”，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也是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经济转型升级和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同样是其他国家正在采取的做法。为了对接“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适应“机器换人”催生的人才需求，各地已开始迅速部署。如浙江绍兴职业技术学校推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沈阳中德新松职业教育集团并购了有百年历史的德国陶特洛夫职业培训学院，等等。顶层设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当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环环相扣，高质量技术人才输送的途径就会更加畅通。

（《人民日报》2016年02月29日05版）

材料三：

    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主要分成单一制与分层制两种。单一制不会太早为学生选择职业路径，而是先让学生自由发展，这种方式较适合通才和天才的培养，当然也让相当多学生错过了培养“一技之长”的最好时光。单一制的代表国家是瑞典和美国（以及类近的英国）。分层制的特点是结合整个产业结构进行职业教育，很早就为学生选择职业发展的路径。典型的例子是以庞大的高端工程师群体和实体经济见称的德国。

    从这种比较中不难看明白，以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更接近德国式的分层制，以服务国家的工业化为目的，具体来说就是各大系统直接下辖职业教育，如邮电系统管理邮电学校，煤炭系统管理煤炭学校。在进入市场经济年代后，这种系统在过去十几年已经完全拆解，现在职业学校或者在高等教育层级的专业学院，均纷纷放权给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管理。可以说我们的职业教育已经与计划经济脱了钩。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当下需要做的是，将职业教育与市场经济很好地重新挂钩。

（中新网2015年12月10日）

父亲

梁晓声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中，是严房的一家之主，这个三颜抹灰工，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从不抱怨，也不叹气，板着脸任我们“吃”他。我常常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照我天真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

    母亲属羊，像羊那么刷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她是一位私垫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孩子长大后有出息，是她本能的惶憬。

    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一天吃饭时，我喝光了一碗苞谷粥，又想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建筑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够维持家中的开销。父亲第一次探家，攒的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只剩下一百多元。

    为了节省，父亲始终三年才探一次家。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年，哥号正要考大学。父亲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反对。“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他让哥哥去市场卖菜挣钱。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哥哥每天回家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是母亲给给哥的，哥哥实则是到江边温习功课了，父亲发现后大发雷定，用水杯碎了镜于。他气得当天就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去送父亲。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探出身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人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啊！”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裹和哀哀的恳求。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

    哥哥还是参加了高考，母亲和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知情不举”，也欺骗了父亲，内疚极了。哥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时，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我去送哥哥，他没让我进站。他说：“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又说：“二弟，家中今后全靠你了！先别告诉爸爸，我上了大学……”

    哥哥随人流走入火车站，左手拎着行李卷，右手着网兜鬼，一步三回头。我缓慢地往回走，攥着省下的那五分钢币，心中暗想，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再也没能返校，他进了精神病院……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的信：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我再也不会认你！所有这些“！”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号哥的憎怒。

    这封信，使我想起父亲的教导：“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却并不因此自卑自贱，相反，还官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藏之曰：“吃轻巧饭的！”心里隐含着一种藐视。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去了北大荒，一直再没见过父亲。第七年，连队第二次推答我上大学。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然而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那一年我25岁了。

    几经物夜失眼，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请求父亲汇给我二百无钱。

    信一授进邮筒，我使追悔莫及。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二百元整，电汇。附言条上，歪亚扭扭地写着几个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有改动）

    材料一

    当今是数字化的信息时代，阅读载体趋于多元化发展，同络小说、电子杂志、电子书等数宇化阅读方式层出不穷，成为了和传统阅读并驾齐驱的阅读方式，如今几乎大部分经典畅销书籍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其电子版本，甚至是有声图书，虽然目前纸质书籍并没有受到重创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愿意购买纸质图书，正如英国情报学家K麦克格雷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媒介可以完全取代另外一种媒介，总的情形是相互补充并逐步统一起来以解决一个特定的交流问题。但毫无疑问，新的阅读方式已经分流了传统阅读的部分受众。

    （摘编自《当今国民阅读习惯与趋势探讨》）

    材料二

    材料三

    当今社会，人们习惯于畅游互联网，有时间读书似乎成了一种奢求。虽然精神食粮不再匮乏，各类书籍品种丰富，应有尽有，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却很难再见到人人都爱读书的场景。读书的习惯都去哪儿了，引人深思。

“全民阅读”今年已是第五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00多个城市建立了区域的阅读节、阅读月，开展了传统文化讲学、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主题阅读活动；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的50多种图书入选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国家有关部门推荐的中国好书。全民阅读的倡导，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多读书，读好书，去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而增强文化自信，进而达到全民悦读。“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全民阅读更应该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小把古代经典嵌在脑子里，薪火相传，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四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时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

    苏轼在《又答王庠书》中就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他认为，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在叶圣陶先生看来，以“整本的书”为教材，“就学生方面说，在某一时期专读某一本书，心志可以专一，讨究可以彻底。在中学阶段内虽然只能读有限的几本书，但是那几本书是真正专心去读的，这就养成了读书的能力：凭这能力，就可以随时随地读其他的书以及单篇短章。读整部的书，不但可以练习精读，同时又可以练习速读。如此说来，改用整本的书作为教材，对于‘养成读书习惯’，似乎切实有效得多”。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五

    二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在制定重建家园计划时，仍留出专门资金用来推广阅读。“阅读是教育的基础”这一理念已成为全德国的共识。德国人非常注重阅读的娱乐功能，提倡快乐闻读，他们用书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闻读的兴趣，让孩子更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参与到读活动中来。德国人更喜欢纸质图书，认为真正的阅读源于书，而非实时消息。他们更愿意阅读有价值的，即便是长篇大论的文章，而不是阅读那些无用的、八卦的、没有任何营养的花边消息。德国平均每个家庭藏书近300册，人均藏书100多册。他们认为，“一个家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

    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很小，但在创新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以色列平均几千人就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以色列有句老话：“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以色列人以此激励自己，养成了求知好学的习惯。犹太人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犹太民族不仅涌现出的科学家多，而且拥有亿万家财的富贾巨商也居于世界各民族之前。在美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中，犹太人就占了一半之多。许多人把犹太民族称为善于学习，积极思考的民族。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处理。

（摘编自《网络对思维方式及思想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某品牌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某位球星、产地、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称为“超真实”。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摘编自《电子媒介时代世界认知的途径》）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摘编自陈力丹《提升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