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1-05-20 浏览次数：1174 类型：高考模拟
材料一：宋太祖的指导思想是“藏富于民”，不管土地兼并者如何富有，只要在大宋国土之内，通过赋税，最终会归国家所有。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迅速，“在这种经济发达的情势下，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自然要作为商品卷入市场”。宋代权势阶层实现对土地的占有，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
①合法的土地交易；
②诱骗（如向土地拥有者许诺可以免除赋税）；
③非法放贷和胁迫（放高利贷导致农户破产，借机胁迫农户交出土地所有权）
——摘编自王也《宋代土地兼并现象的影响及原因分析》
材料二：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9月30日专程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时表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指出，土地流转的本质，就是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
圈地运动时期的英国虽与我国在历史条件、社会形态、社会环境等方面有较大不同，但其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有一定积极意义。
——摘编自尹红梅《英国圈地运动对我国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启示》等
材料：五四学生运动，可分为以傅斯年、梁实秋为首的爱国者和以杨晦、匡互生为主的以情感宣泄为主的暴力爱国者。对于杨晦、匡互生这样的火烧赵家楼，并且痛打所谓“卖国贼”的学生，许多学者认为他们表现了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1919年6月，陈独秀在题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的文章里写道：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的重要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
——摘编自黄广明杨潇《启蒙是最好的爱国——新文化运动健将的觉悟》等
运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对材料中有关“爱国”的观点加以讨论。（要求：提取材料观点，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史论结合，表述准确）
材料：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被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后，海关被帝国主义把持，自此在中国度量衡史上出现了海关度量衡。1915年，北洋政府确定本国度量衡与米制兼用，然而由于政局不稳等原因，新制实际上未能在全国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市用制（与米制有最简单之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用制）普遍通行于全国。1984年，国务院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同时选用一些非国际单位制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今后，法定计量单位将成为我国唯一合法的计量单位。
——摘编自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材料：1908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首先，它以日本1889年公布的《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但对清廷不利的一些内容都被删除了，如《日本帝国宪法》中限制天皇权力的一些条款都不见了。其次，它把臣民权利和义务列在附录上，共9条，而君上大权却列在正文上，共14条。
武昌起义爆发后，为挽救垂危的统治，资政院（带有国会性质的机构）仅用三天就起草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20条》，简称《十九信条》，采用英国虚君共和制模式，皇帝权力大大缩小，国会与责任内阁权力大为增强。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皇位继承顺序也由宪法规定，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国会议员由国民公选。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国会有权弹劾总理，总理也有权一次性解散国会。
——整理自王立民《中国法制史》
材料：1943年，苏联已经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优势，反攻已是必然，所以英美都要首先考虑到阻止苏联进一步在欧洲扩大自己的优势。英美盟军为履行美、英、苏首脑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在西线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协议，决定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向纳粹德国的军队发起反击。7月24日战役结束时，盟军共投入288万人，5300多艘战舰和近1.4万架战机。德军投入的兵力达51万人。战役中，盟军共消灭德军11.4万人，击毁坦克2117辆，飞机245架。盟军方面约有12.2万将士牺牲。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后说：“毫无疑问，诺曼底战场是战争领域所曾出现过的最大屠宰场之一，那一带的通道、公路和田野上，到处塞满了毁弃的武器装备以及人和牲畜的尸体。我所见到的那幅景象，只有但丁能够加以描述。一口气走上几百码，而脚步全是踩在死人和腐烂的尸体上。”此后，盟军继续向欧洲腹地推进，在3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解放了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并攻入德国本土。
——摘编自《硝烟诺曼底》
材料：解放后，岑仲勉、吕思勉1957年、1959年先后在其论著中，认为武则天是“暴主”“无棘毫政绩可纪”。1959年10月1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与北京文联召开的会议上，著名史学家吴晗、翦伯赞、吕振羽等进行了发言，一致肯定武则天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对武则天进行了歪曲和利用，在“左”的教条主义的支配下，将武则天研究引上了邪路。1982年，李必忠、陈贤华认为，武则天“继承了贞观时期的基本国策。但是通现全局，当时社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盛’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总导演，也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武则天应得到基本肯定。
——整理自李荷先《武则天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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